黄晓阳

我是《二号首长》作者黄晓阳,关于国学真能与儒学划等号吗,问我吧!

如今国学大行其道,国学讲堂比银行、米铺还多,碰到个人就自称是研究或传播国学的,国学大师遍地都是。遇到这类事我就脑子发懵。国学真的就是儒学吗?我苦苦思考了很长时间。
我的观点是,真正的国学是五个关键词,以前叫“天、地、君、亲、师”,我认为应该叫“天、地、政、亲、师”。这其中的每一个层面,又涉及很多不同的学派。观点交锋时,首先,因为不在同一个层面,自然是说不到一起去;其次,因为属于不同的学派,有不同的师承,就抱有不同的观点。而我认为,儒学仅仅是“政”这个层面中的一个学派而已。我是《二号首长》作者黄晓阳,愿从权力学领域出发,与有兴趣的朋友聊聊这个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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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2015-07-02 已关闭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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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0-14

屈原是属于哪一家,他的所谓美政是法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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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晓阳 2015-10-12

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如果仅谈儒学的话,自然起源于孔子。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被我们的历史书大写特写。其实,当时的儒学只不过一小众学派,在极权统治的古代,坑一个小众学派,完全是小儿科的事。此事被后来的某些人大肆渲染,是这些人偷换了一个关键性概念,即宋明以后,儒成了大宗。若论国学,中国最早的国学是易,易并不是我们今天那些人大谈的周易,更不是阴阳八卦。时者易也,也就是说,易学研究的是万事万物的变化,而不是阴阳八卦。易学的初衷,就是研究天的变化,因而成为易,也就是我所说的地,即人类文化结晶,即哲学。这是夏易,而后来,又在夏易的基础上形成商易,再到周易。然后是阴阳八卦,只不过是周易的一个流派而已。周易的主流派别,后来更进一步演化,分化成了春秋的诸子百家,儒只是其中之一,而且在当时还是小宗。到了宋明,朱熹等将道和儒结合,形成理。可是,理就如道一样,到底是什么?人们解释不清楚,似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民间找到一种通俗解释,叫道理。而理学研究者发现,道理之说,虽然有部分正确性,却不是理学全部,于是,继续研究更通俗的表达方法。到了王阳阴,他说,理就是知。这种说法,其实跟道就是理一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民间又有一种说词了,说,王阳阴老先生,你别扯这么多,你说的不就是知道吗?于是,知道这个词产生了。然而,无论是易,还是道,还是理,抑或知,均不是很通俗的解释。马克思主义找到了一个通俗的解释,即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前面所说的易、道、理、知,研究的是同一件事: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国学的全部内容,也是天地政亲师的全部内容,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所在,也是世界文化的一切。但这一点,仅仅只是被中国的老祖宗看明白并且总结了天地君亲师五个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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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要解释东汉豪族与魏晋门阀士族之间的区别,首先要说明二者之间的联系。
东汉的豪族是魏晋门阀士族的前身,其概指由宗 族及其宾客、部曲组成的乡里集团。豪族一般拥有大片田产和成群奴 婢,财力雄厚,并且能够因之团结乡里,招引宾客,形成地方势 力。豪族内部势力强大者,往往还能够控制乡里清 议,产生世 袭性的“名士”,并通过察举制度“世仕州郡”,进而形成“大姓”、“冠族”。东汉末年“大姓”、“冠族”在政治经济方面广泛地控制了农村以及地方政府的主要职位,在文化方面依靠儒学取得了垄 断地位,并在反对宦 官专 权和讨伐董卓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东汉中央政府的统治瓦解之后,他们又成为了各个地方割据政权人才的主要来源。曹操统治时期虽然施行“唯才是举”的政策,但荀彧、崔琰和韩嵩等主持选举的官员仍主要从“大姓”、“冠族”之中推举人才,后来魏代的“九品中正制”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选举方式的制度化,因此可以说东汉豪族构成了魏晋门阀士族的基础。
但是,显然并非所有的东汉豪族都能发展为门阀士族。东汉豪族中也存在文化修养较为欠缺、仅以财力或武力横行乡里的群体,这些豪族一般被称为“豪人”、“豪帅”,他们虽然“赀产巨亿”、“奴 役成群”,在地方上颇有实力,但却对全国性的政治事务缺乏影响力,也很难融入政界高层的交往圈。他们在汉末群雄割据时期一般依附于某些政 治 势力,并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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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问题!魏晋时期之所以给人留下“乱”的印象,大概是由于这一时期紧接汉末的党锢之祸、董卓之乱与群雄割据,西晋末年又经历了八王之乱和永嘉南渡,如果以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家归晋为起点计算,至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八王之乱起,国家承平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一年。东晋时期虽然政局整体上相对安定,但是早期也经历了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此后整个国家政治结构的稳定完全是建立在皇帝、流民与门阀士族的脆弱平衡之上,加之北方异族政权的威胁一直存在,亦可谓是如履薄冰。天下纷乱的局面会影响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例如东汉末年建安时期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慷慨任气”,《文心雕龙·时序篇》便称这种气质的形成良由诗人见惯了乱离的世事,因悲凉而慷慨,遂任气而为诗。
魏晋风度实际上也是时代的产物。今天我们谈起魏晋风度,大多会比较注意魏晋名士率直任诞的处事风格,名士清谈、服散、饮酒和纵情山水的逸事尤为令人津津乐道,不过,此类处事风格的形成原因其实非常值得注意。一方面,这是由于东汉末年儒学由僵化而走向衰落、个体思想逐渐解放;另一方面汉末至魏晋士族内部的倾轧日益激烈,亦有不少士族都试图通过此类处事风格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或不合作,例如“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但因为见到魏晋嬗代之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于是终日酣饮,不与世务,以此来逃避参与司马氏与曹氏之间的政争。因此,将魏晋风度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其中蕴含着魏晋士族对现实政治发展的因应,或许不失为一种妥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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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有趣!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中古时期不同阶层之间的饮食肯定会有差异,魏晋士族不乏生活奢靡之辈,如晋武帝时官至三公的何曾,其生活十分奢豪,每日用于饮食的花费超过万钱,但吃饭时还说无处下筷。又如外戚王济用人乳蒸肫肉以宴请晋武帝,连晋武帝都觉得他太过奢侈。至于一般的士族和普通人,日常主食以经过蒸煮的米、麦、粟等谷物为主,其实与今日颇为接近,史载吴郡陈遗因为母亲喜欢吃锅底的焦饭,因此他担任郡主簿时常常携带一个囊,专门用来装焦饭带回家给母亲。魏晋时期每有饥荒,官府也常以施粥的方式来赈济灾民。此外,小麦磨成粉后制成的饼食在当时士族和平民的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世说新语》记载魏明帝因为怀疑何晏脸上搽了一层厚厚的白粉才显得如此洁白,于是在夏日赏赐给他 “热汤饼”吃,所谓“热汤饼”其实就相当于今日的热汤面。西晋束晳的《饼赋》中亦描绘了“曼头”(即馒头)、“牢丸”(类似于今天的包 子)、“豚耳”、“ 薄壮”和“起溲”等十种饼食的做法和味道。
魏晋名士饮食最值得称道之处还是个体的生活情趣与时代风潮碰撞时所展现出来的风采。魏晋嬗代之际,司马氏高举“名教”的大旗作为诛锄异己的工具,父母去世时士人为表孝心,多不敢尽情饮食,而阮籍却刻意突破礼制,丧母之后仍然饮酒吃肉,借此表达与司马氏的不合作态度。西晋时期,吴郡张翰在洛阳见到秋风起,因而思念起了家乡的莼菜羹、鲈鱼脍,于是辞官归乡,留下了“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的清言。其实当时正值八王之乱,张翰见齐王司马囧骄纵奢靡,败象已生,故借莼鲈之思为由,及早离京避祸。饮食方式应该可以说是观察魏晋士族人生态度与情感追求的一种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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