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煜达

我是复旦大学史地所副教授杨煜达,中国两千年以来的气候变化及问题,问我吧!

我是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副教授杨煜达,2005年获得历史地理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清代云南季风气候与天气灾害研究》荣获教育部全国优秀博士论文奖。2008-2010年,我作为洪堡学者在德国图宾根大学从事研究工作。
历史气候与环境变化是我的主要研究方向之一。我熟悉历史上中国的台风、梅雨情况及社会响应,对全球变暖、极端天气、厄尔尼诺现象、沙尘暴等热点问题也有关注。两千年以来中国气候如何变化?梅雨、台风等天气现象对古代生产生活有何影响?古代如何应对旱涝灾害?相关问题欢迎与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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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2015-12-10 已关闭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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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煜达 2015-12-15

雾霾的问题是污染的问题,不是气候变化的问题,不是我的专业方向。但是这次的问题很多都和雾霾有关系。那我就简单说一下我的认识,供参考。
现在的发达国家,在1970年代之前,其污染也是很严重的。伦敦号称雾都,曾发生过严重空气污染导致大量死亡的事件。流经海德堡的内卡河上,现在清澈干净,但是在1970年代之前,河水也是污浊不堪的。日本也是曾是这样,以前说的“水俉病”,就是工业导致水污染而引发的疾病。
发达国家现在山清水秀,空气质量好,靠的是治理。一是产业转移,将严重污染的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二是技术改造,提高工业三废的排放标准,提高汽车尾气的排放标准。总之,对污染源进行治理。三是人们提高环保意识,一方面政策引导,一方面人们自觉,减少不必要的浪费。比如说上下班尽量坐公交,减少小汽车的使用;家庭和办公室不安装冷空调,减少电能的消耗;家庭住房不要太大,太大的话冬季取暖消耗的能源会很多。德国最富有的人是连锁超市ADI的老板,他的住房就是一套公寓房。日本人的住房也不大。这些措施下来,发达国家的污染慢慢就控制住了。我记得泰晤士河上重新出现游鱼,《参考消息》还做了报道。
所以说,现在的雾霾,只要治理,我相信是能从根本上控制的。而这个过程,需要我们每一个公民做出自己的努力与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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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煜达 2015-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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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有趣!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中古时期不同阶层之间的饮食肯定会有差异,魏晋士族不乏生活奢靡之辈,如晋武帝时官至三公的何曾,其生活十分奢豪,每日用于饮食的花费超过万钱,但吃饭时还说无处下筷。又如外戚王济用人乳蒸肫肉以宴请晋武帝,连晋武帝都觉得他太过奢侈。至于一般的士族和普通人,日常主食以经过蒸煮的米、麦、粟等谷物为主,其实与今日颇为接近,史载吴郡陈遗因为母亲喜欢吃锅底的焦饭,因此他担任郡主簿时常常携带一个囊,专门用来装焦饭带回家给母亲。魏晋时期每有饥荒,官府也常以施粥的方式来赈济灾民。此外,小麦磨成粉后制成的饼食在当时士族和平民的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世说新语》记载魏明帝因为怀疑何晏脸上搽了一层厚厚的白粉才显得如此洁白,于是在夏日赏赐给他 “热汤饼”吃,所谓“热汤饼”其实就相当于今日的热汤面。西晋束晳的《饼赋》中亦描绘了“曼头”(即馒头)、“牢丸”(类似于今天的包 子)、“豚耳”、“ 薄壮”和“起溲”等十种饼食的做法和味道。
魏晋名士饮食最值得称道之处还是个体的生活情趣与时代风潮碰撞时所展现出来的风采。魏晋嬗代之际,司马氏高举“名教”的大旗作为诛锄异己的工具,父母去世时士人为表孝心,多不敢尽情饮食,而阮籍却刻意突破礼制,丧母之后仍然饮酒吃肉,借此表达与司马氏的不合作态度。西晋时期,吴郡张翰在洛阳见到秋风起,因而思念起了家乡的莼菜羹、鲈鱼脍,于是辞官归乡,留下了“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的清言。其实当时正值八王之乱,张翰见齐王司马囧骄纵奢靡,败象已生,故借莼鲈之思为由,及早离京避祸。饮食方式应该可以说是观察魏晋士族人生态度与情感追求的一种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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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问题!魏晋时期之所以给人留下“乱”的印象,大概是由于这一时期紧接汉末的党锢之祸、董卓之乱与群雄割据,西晋末年又经历了八王之乱和永嘉南渡,如果以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家归晋为起点计算,至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八王之乱起,国家承平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一年。东晋时期虽然政局整体上相对安定,但是早期也经历了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此后整个国家政治结构的稳定完全是建立在皇帝、流民与门阀士族的脆弱平衡之上,加之北方异族政权的威胁一直存在,亦可谓是如履薄冰。天下纷乱的局面会影响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例如东汉末年建安时期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慷慨任气”,《文心雕龙·时序篇》便称这种气质的形成良由诗人见惯了乱离的世事,因悲凉而慷慨,遂任气而为诗。
魏晋风度实际上也是时代的产物。今天我们谈起魏晋风度,大多会比较注意魏晋名士率直任诞的处事风格,名士清谈、服散、饮酒和纵情山水的逸事尤为令人津津乐道,不过,此类处事风格的形成原因其实非常值得注意。一方面,这是由于东汉末年儒学由僵化而走向衰落、个体思想逐渐解放;另一方面汉末至魏晋士族内部的倾轧日益激烈,亦有不少士族都试图通过此类处事风格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或不合作,例如“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但因为见到魏晋嬗代之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于是终日酣饮,不与世务,以此来逃避参与司马氏与曹氏之间的政争。因此,将魏晋风度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其中蕴含着魏晋士族对现实政治发展的因应,或许不失为一种妥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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