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远
上海外国语大学围棋队主教练

我是韩国明知大学围棋系特任教授孙远,关于AlphaGo与柯洁的围棋大战,问我吧!

我是孙远,上海外国语大学围棋高水平运动队主教练;韩国明知大学围棋系特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博士生;职业棋手、围棋国际级裁判。
乌镇围棋峰会举世瞩目,既是棋界的盛会,亦将成为科技进步的里程碑。关于围棋与人工智能,围棋与素质教育,欢迎在这里和我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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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 2017-05-23 进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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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远 2017-05-23

您好,因为今年在明知大学访学,所以临时有了这个身份。您的问题也是我之前一直在思考的,正好前段时间给《围棋天地》写过一篇稿,有些冗长,权当引玉之砖。
如果把“围棋学”作为学术研究的兴趣或与教育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大家似乎乐见其成。但一说起要建立相关围棋专业,谁来做研究?研究什么?如何定位,学科归属等等,疑问恐怕还不少。
三年前的热播韩剧《未生》,描绘了韩国棋院院生出身的主人公“张克莱”定段失败后被迫转型,作为实习生在世界五百强贸易公司顽强生存下来的成长故事。由于长期只生活在围棋与胜负的有限世界里,缺乏有效的知识背景和与人接触的社交能力,张克莱刚进公司时甚至连复印机都不会使用。身处名牌大学高材生林立的激烈环境中,他又是如何坚持下来的呢?随着剧情的发展,张克莱用围棋经历中得到的“神秘基因”帮助他度过了各种难关。不过,普通的观众或许会质疑:这只是剧情设定而已吧,之前的人生只有围棋的人,真的能办得到吗?
如果有人问我这样的问题,基于曾经浸淫在胜负世界的经历,回答是肯定的。进入一个未知或陌生的领域,围棋技术可能没有了用处,但技术不是棋手拥有生存竞争力的全部,在职业围棋生涯的修行过程中,有一些“神秘基因”自然养成,比如专注力,抗压能力,品德等等。而这样的“神秘基因”又与围棋的内涵和功能息息相通。我所认识的优秀棋手中,虽然棋风不同性格迥异,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强悍的特质,就是唯我的较真和坚韧,水平越高越明显。他们从小起,只要是认定的事就会坚持到底。
棋手转型的例子其实有不少,在我目前工作的韩国明知大学的教授中就能找到。郑寿铉教授是明知大学围棋系的创系教授之一, 职业九段棋手的同时又拿到了高丽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学位,这在围棋界是绝无仅有的,其《围棋学概论》、《围棋教育学》、《围棋高手经营论》等著作构成了明知大学围棋系的基础课程体系。南治亨教授也是职业棋手,硕士毕业于首尔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首尔大学社会学专业博士在读),精通多国语言,十年前用英语编写的《围棋术语辞典》在欧美围棋普及市场影响广泛。并且笔锋犀利,在她认为行业失范时,会果敢发出质疑的声音。这两位教授都曾是作为国家代表的职业棋手,中途转向学业,取得成功后又肩负起责任,教书育人,为行业培养和输送人才。
心中一直住着一个“围棋学科”梦,明知大学围棋系已经存在了20年,而中国呢? 在围棋赛事活动愈益喧嚣的当前,是不是该回答——除了提供小众群体的“精彩胜负”和利益驱动式的少儿培训之外,围棋还能为社会提供什么?
我想,围棋中蕴藏的“神秘基因”,是围棋对于社会的贡献所在,而探明这些“神秘基因”的序列,正是进行围棋学术研究的原动力所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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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很有趣!首先必须指出的是,中古时期不同阶层之间的饮食肯定会有差异,魏晋士族不乏生活奢靡之辈,如晋武帝时官至三公的何曾,其生活十分奢豪,每日用于饮食的花费超过万钱,但吃饭时还说无处下筷。又如外戚王济用人乳蒸肫肉以宴请晋武帝,连晋武帝都觉得他太过奢侈。至于一般的士族和普通人,日常主食以经过蒸煮的米、麦、粟等谷物为主,其实与今日颇为接近,史载吴郡陈遗因为母亲喜欢吃锅底的焦饭,因此他担任郡主簿时常常携带一个囊,专门用来装焦饭带回家给母亲。魏晋时期每有饥荒,官府也常以施粥的方式来赈济灾民。此外,小麦磨成粉后制成的饼食在当时士族和平民的饮食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世说新语》记载魏明帝因为怀疑何晏脸上搽了一层厚厚的白粉才显得如此洁白,于是在夏日赏赐给他 “热汤饼”吃,所谓“热汤饼”其实就相当于今日的热汤面。西晋束晳的《饼赋》中亦描绘了“曼头”(即馒头)、“牢丸”(类似于今天的包 子)、“豚耳”、“ 薄壮”和“起溲”等十种饼食的做法和味道。
魏晋名士饮食最值得称道之处还是个体的生活情趣与时代风潮碰撞时所展现出来的风采。魏晋嬗代之际,司马氏高举“名教”的大旗作为诛锄异己的工具,父母去世时士人为表孝心,多不敢尽情饮食,而阮籍却刻意突破礼制,丧母之后仍然饮酒吃肉,借此表达与司马氏的不合作态度。西晋时期,吴郡张翰在洛阳见到秋风起,因而思念起了家乡的莼菜羹、鲈鱼脍,于是辞官归乡,留下了“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的清言。其实当时正值八王之乱,张翰见齐王司马囧骄纵奢靡,败象已生,故借莼鲈之思为由,及早离京避祸。饮食方式应该可以说是观察魏晋士族人生态度与情感追求的一种独特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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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您的问题!魏晋时期之所以给人留下“乱”的印象,大概是由于这一时期紧接汉末的党锢之祸、董卓之乱与群雄割据,西晋末年又经历了八王之乱和永嘉南渡,如果以太康元年(公元280年)三家归晋为起点计算,至元康元年(公元291年)八王之乱起,国家承平的时间只有短短的十一年。东晋时期虽然政局整体上相对安定,但是早期也经历了王敦之乱和苏峻之乱,此后整个国家政治结构的稳定完全是建立在皇帝、流民与门阀士族的脆弱平衡之上,加之北方异族政权的威胁一直存在,亦可谓是如履薄冰。天下纷乱的局面会影响整个时代的精神气质,例如东汉末年建安时期诗歌的总体特征是“慷慨任气”,《文心雕龙·时序篇》便称这种气质的形成良由诗人见惯了乱离的世事,因悲凉而慷慨,遂任气而为诗。
魏晋风度实际上也是时代的产物。今天我们谈起魏晋风度,大多会比较注意魏晋名士率直任诞的处事风格,名士清谈、服散、饮酒和纵情山水的逸事尤为令人津津乐道,不过,此类处事风格的形成原因其实非常值得注意。一方面,这是由于东汉末年儒学由僵化而走向衰落、个体思想逐渐解放;另一方面汉末至魏晋士族内部的倾轧日益激烈,亦有不少士族都试图通过此类处事风格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或不合作,例如“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本有济世之志,但因为见到魏晋嬗代之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于是终日酣饮,不与世务,以此来逃避参与司马氏与曹氏之间的政争。因此,将魏晋风度看作是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其中蕴含着魏晋士族对现实政治发展的因应,或许不失为一种妥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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